至于象我母亲那样的揪心痛苦,我总有一天也会有亲身一体会,诸位在后面的叙述中自可看到,但此时尚无体会,也不象我想象的那番滋味。正如一个陪同主角排练台词的演员,本该早早就位熟悉自己的角色,但直到最后一刻才匆匆赶到,需提的台词仅仅读过一遍,该他道尾白时,倒相当机灵,且善掩饰,任何人都看不出他姗姗来迟,正是这样,待我母亲到来时,我这种刚刚体味过的悲切之情反给我提供了机会,向母亲表白我心中如何悲伤。她只觉得准是我看到了与外祖母共同呆过的地方(并非如此),触景生情,陡然悲哀。与母亲相比,我所感受到的悲痛微不足道,但却打开了我的眼睛,我平生第一次惶恐不安地体悟到了母亲所能承受的巨大痛苦。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为何外祖母去世后,母亲一直目光呆滞,没有一滴泪水(弗朗索瓦丝因此而很少向她抱怨),她的这种目光正是死死盯着回忆与虚无这对难解的矛盾。此外,尽管母亲总是不离黑面纱,但在这个新地方,她愈是这样穿戴,我愈是惊心动魄,惊诧于她内心发生的变化。说她失却了一切欢乐,这远不足于表达,她简直象彻底溶化了一般,铸成了一尊塑象,在苦苦哀乞,唯恐动作太猛,声音过响,冒犯了与她形影相吊的痛苦之人。但是,尤为令我吃惊的是,一见她全身披黑踏进屋来,我旋即发现——而在巴黎从未注意到——眼前不是母亲,而是外祖母。就象在王族里,王侯将相一死,王孙公子便因袭其位,于是奥尔良公爵,塔兰托亲王和洛姆亲王便分别成为法兰西国王,拉特雷默伊耶公爵和盖尔芒特公爵,而生者也往往通过一性一质不同,但原因更为深刻的继承方式,继死者的财产为已有,成为死者的后继替身,把业已中断的生命继续下去。对一妈一妈一这样的闺女来说,母亲的去世造成的巨大悲痛也许只是提早咬破蛹壳,加速了心一爱一的人的变化和出现,倘若没有这一危机,加速发展进程,一下子跳越几个发展阶段,心一爱一的人的出现必将迟缓一些。在对故人的哀悼中,也许存在着某种启示,最终使我们的一性一格特征出现了相似之处,再说,它们就潜藏在我们身上;哀悼中,特别是我们的能动一性一一时中止——这种能动一性一主要是个人的(如我母亲的通情达理以及从她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含讥带讽的快乐天一性一),只要心一爱一的人还 活在世上,我们就不顾忌发挥自己的能动一性一,哪怕有损于心一爱一之人的利益,从而与我们从心一爱一之人身上继承下来的特殊一性一格互为抵销。一旦心一爱一的人不在人世,我们便会为与以前判若两人而顾虑重重,欣赏的将只是过去的她,只是业已成为历史,但却与其他事物一交一织在一起的自身,只是从今之后将保持完整的自我的自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绝非人们通常所指的那种极为含糊、虚假的意义),可以说死亡并非无益,人死后还 仍然会给我们施加影响。死者起的作用甚至超过生者,其原因在于真正的现实唯有通过理智才能显示出来,是理智活动的客体,因此,我们对不得不通过思维再创造的一切,对每日生活向我们掩盖的一切,并不真正了解…………总之,在对故人深切的悼念之中,我们对故人所热一爱一的一切无不视为崇拜的偶像。我母亲不仅舍不得我外祖母的手提包,这小包已变得比蓝宝石、比钻石还 珍贵,舍不得我外祖母的袖套,舍不得所有那些使她俩外表显得格外相似的衣着服饰,而且我外祖母一直一爱一不释手的德·塞维尼夫人的几部作品,我母亲也怎么都舍不得拿去一交一换,哪怕与名作家的手稿一交一换。过去,她常取笑外祖母,说外祖母哪次给她写信都少不了要录上德·塞维尼夫人或德·博泽让夫人的一句话。而在母亲抵达巴尔贝克之前给我写的三封信中,每一封都针对我引用了德·塞维尼夫人的话,仿佛这书信不是她写给我的,而是我外祖母写给她的。她执意要下堤坝去亲眼看看我外祖母信中每次都向她提起的那片海滩。我看着她手执她母亲的晴雨两用伞,全身披黑,迈着虔诚、怯生生的步履,从窗边向前走去,踏着在她之前亲人双脚踏过的细沙,那神态仿佛是在寻觅一位死去的亲人,那亲人也许会被海一浪一冲回岸边。为了避免她孤零零一人用餐,我不得不陪她一起下楼。法院首席院长和首席律师的遗孀一起介绍给了母亲。母亲对与我外祖母有关的一切都是那么饱含深情,以至于听了首席院长对她说的一席话,心情无比激动,并感激不尽,将永远铭刻心怀,而对首席律师的遗孀没有任何表示,未说一句悼念去世的外祖母的话,母亲又感到忿恨,痛心。一位言语激动,另一位沉默不语,尽管我母亲认为这两者相去甚远,但只不过是表达死者令我们产生的冷漠之情的方式不同而已。不过,我觉得,母亲往往从我无意中渗进几分痛楚的话语中获得些许一温一暖。正如保证我外祖母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所有一切东西,我的痛苦只会给一妈一妈一带来幸福(尽管她对我百般抚一爱一),后来,我母亲每日都下楼去海滩上坐着,完全效仿她母亲的所作所为,阅读的也是她母亲最喜一爱一的两部书:德·博泽让夫人的《回忆录》和德·塞维尼夫人的《书简集》。她跟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一样,绝对不能容忍别人称德·塞维尼夫人为“才智横溢的侯爵夫人”,正如不容称呼拉封丹“老好先生”一样。但是,当她在书简中读到“我的女儿”这几个字,每每觉得听到了她母亲对她的说话声。
在这朝圣般的活动期间,她本不愿受到任何打扰,可运气不佳,偏偏有一回在沙滩上遇到了打从贡布雷来的一位太太,身后跟着她的几个女儿。我想她叫普桑夫人。可我们私下总是戏称她为“有你好瞧的”,因为她警告女儿们当心闯祸时,张口闭口总是这句话,比如她冲着一个总一揉一眼睛的女儿喊道:“等你得了眼炎,有你好瞧的。”她从老远见到我一妈一妈一,就声泪俱下,没完没了地问候起来,可看那派头,不象是表示慰问,而是象教训人。她生活在贡布雷的一座深宅大院里,几乎与世隔绝,觉得世上什么东西都不够一温一柔,甚至连法语词和人地名都要软化一番。她认为将斟饮料的银具叫作“居伊尔”过分生硬,于是便称“戈伊”;她唯恐直呼“费纳龙”而对《忒勒玛科斯》和蔼可亲的作者有所不恭——我自己也一样,心甘情愿地把最聪慧、最一温一和、最忠厚的贝特朗·德·费纳龙当作最亲一爱一的朋友,凡与他相识的人,都永远忘不了他——从来都称呼他“费内龙”觉得“内”这个音增添了几分柔和。这位普桑夫人的女婿就不那么一温一和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原是贡布雷的一位证人,提着银箱一走了之,让我姨夫损失了偌大一笔财产。但是,贡布雷的大部分居民与他家的其他成员相处还 很和睦,并未因此造成关系紧张,大家倒对普桑夫人表示同情。她从不接待客人,但大家每次打从她家栅栏门前经过,都少不了留步驻足,对花园的浓荫翠绿欣赏一番,但却看不清里面别的东西。在巴尔贝克,她并不怎么碍我们的事,我也只遇到她一次,当时她正训斥在咬指甲的女儿:“等到你手指流脓,有你好瞧的。”
一妈一妈一在海滩读书时,我便独自呆在房间。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后时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后一次出外漫步,我们陪伴她一起走过的楼梯门,这扇门一直保持原样,始终大敞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间的其他东西仿佛并不真实存在,我内心的痛苦象毒剂一般,将它们全都毒死了。后来,我母亲硬要我出门走走。当初的第一个夜晚,我等候着外祖母到来,曾独自沿街走到迪盖—特鲁安纪念碑,然而,如今在这条街上,我每次举步,娱乐场某一早已忘却的情景便象一阵难以抵拦的逆风,阻拦着我向前迈进;我垂下眼帘,不看任何东西。等我恢复了几分体力,便返身向旅馆走去,我心里清楚,不论我等待多久,从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馆与外祖母重逢,想当初我抵达的第一天夜里便与外祖母相见了。由于我到旅馆后才初次出门,有许多我尚未见过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着我看。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站立在旅馆门口,摘下帽子向我致意,继而又很快戴到头上,动作灵巧利索。我想准是埃梅有过吩咐,拿他的话说,早已“下令”,对我要倍加敬重。可就在这同一时刻,我发现服务员又向另一位进门的客人脱帽致意。事实是,这位年轻小伙子在生活中只知脱帽,戴帽,动作无懈可击。一旦明白了自己别无能耐,唯在这方面出类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职守,尽量多多脱帽,为此赢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却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门房的特别喜欢,门房负有雇用服务员的重任,迄此为止,除了这位难得的小伙子,还 未能找到一位适应的,谁来干不了一星期,准被撵走,埃梅对此大惑不解,吃惊地说:“可是,干这等差使,只要让他们有礼貌就行,不该这么难呀。”经理也严格要求他们务必“到职到位”,意思是要他们必须呆在岗位上,说不定是想要他们保持“堂堂仪表”,只是不会运用这一词语而已。旅馆后面那片开阔的草坪,旧貌已经改观,新修了几个花坛,鲜花盛开,但原先的一丛异域小灌木被移走了,连第一年守着草坪入口处的那位小厮也不见了踪影,他曾以柔如幼一茎一的身躯、颜色稀奇的秀发,在外观上为入口处增添了光彩。他终于效法两位哥哥和一位当打字员的姐姐,跟波兰的一个伯爵夫人走了,当了她的私人秘书,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为魅力不凡,在旅馆被来自不同国度的男一女名流迷上后挖走的。他们走后,只有小一弟一弟孤单单一人留在旅馆,因为他斜眼,谁也不想要他。适逢那位波兰伯爵夫人和他两个哥哥的保护人来到巴尔贝克,在旅馆下榻,小住一段时日,他喜气洋洋。尽管他打心眼里嫉妒两位哥哥,但也一爱一着他俩,尽可好好利用这几个星期,培养培养骨肉之情。丰特弗洛尔特女修道院院长不是这样经常离开修女们,去分享路易十四给她胞妹莫特一马尔的盛情招待吗?女修道院院长的胞妹是德·蒙代斯邦夫人,是路易十四的情一妇。那时,小伙子到巴尔贝克才不到一年,对我尚不熟悉,可听到比他老一些的服务员招呼我时在先生两字之前加上我的姓氏,便立即模仿他们的样子,第一次称呼我时就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或许是因为向一位他认定知名的人士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或许是因为遵循了五分种前尚不知晓,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不得违反的惯用礼节。这家大旅馆对某些人可能会产生诱一惑力,对此我完全明白。它就象是一个高高搭起的大舞台,众多的角色纷纷粉墨登场,甚至连置景处也热闹非凡。虽然旅客只不过是某种观众,但无时无刻不加入到表演中去,仿佛观众的生活展现在舞台豪华的场景中,而不象在剧院,只有演员在台上演戏。打网球的尽可身著白色法兰绒上装回旅馆,门房却非要穿上绣有银饰带的蓝色制一服才能把信一交一给他。倘若这位打网球的不愿爬楼,那也仍然离不开演员,身边就有那么一位衣着同样华丽的司机开电梯。楼层的走廊掩护着贴身侍女与报信女仆,躲避纠缠,在海上时,她们就象雅典娜女神节舞台上的沿幕一般美丽,热衷于与漂亮的女仆厮混的人总是七弯八拐,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一到她们的小房间来,楼下,占统治地位的是男一性一,由于有那一帮子无所事事、年纪过小的男仆,整个旅馆活脱脱象一部已经成形、永远重复演出的犹太基督教悲剧。因此,一见到他们,我往往情不自禁地在心底默诵起拉辛的诗句,这一回,不再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邸,德·福古贝盯着向德·夏吕斯先生致意的大使馆秘书时,浮现在我脑际的《一爱一丝苔尔》剧中那几句话,而是《阿达莉》剧中的诗行,因为一踏进在十七世纪被称为门厅的大厅,便见熙熙攘攘立着“一大群”年轻服务员,尤其在用点心的时刻,活象拉辛剧中合唱队的年轻的犹太人。当阿达莉问小王子“您到底做何事”时,如果若阿斯虽含糊其辞,但总算也作了回答的话,我可不相信这帮服务员中有谁能够作答,因为他们实在无所事事。若有人象年迈的王后询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所有关闭在这个场所的人们,
一个个到底在忙些什么事情?”
他最多只能回答:
“我在观看礼仪的豪华场面,
同时,我也在为此作点奉献。”
有时,年轻演员中走出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向更为重要的某个人物迎去,继又回到合唱队中,除非在静思松一弛的时刻,不然,一个个无不在共同变换着各种姿态,显得毕恭毕敬,日复一日地在装扮门面,但纯属徒劳无益。除“假日”外,他们对“上流社会总是敬而远之”,从不踏入教堂广场一步,平时,过的是苦行僧般的日子,与《阿达莉》中的利末人别无二致。看着这“一群忠实的年轻人”披丽毯踢踏起舞,我不禁自问踏入的是巴尔贝克大旅馆还 是所罗门殿堂。
我径自上楼回到房间。象往常一样,我的思绪从外祖母重病染身、弥留人间的日子,从我重新经受、不断加剧的痛苦中挣脱了出来。之所以说不断加剧,是因为当我们以为仅仅在再现一位亲人的痛苦时,实际上,我们的怜悯心已经夸大了这份痛苦;但是,也许真正可靠的的正是这种恻隐之心,它比经受痛苦的人们对痛苦的意识更为可靠,因为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看不见自己的生活之苦,而恻隐之心却看得一清二楚,为他们的凄苦而悲痛绝望。然而,如果我当时就清楚长时间来我一直不了解的一切,知道外祖母在临终前夕,神志完全清醒,确信我不在场的时刻,曾握住一妈一妈一的手,贴上自己滚一烫的双一唇,对她说:“永别了,我的女儿,永别了,”那么,一时冲动之下,我的怜悯之心准会超脱外祖母的悲痛。我母亲从不松懈,一直死死盯着不放的也许正是这段往事。于是,我脑中浮现出愉快的记忆。她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孙。她脸庞的神情仿佛用专为我创造的语言写成;她是我生活中的一切,任何他人只是与她相比较而存在,只是根据她传授给我的对他们的是非判断而存在;然而,不,我们的关系昙花一现,不可能不是偶然结成的。她再也认不出我了。我将永远见不到她。我们并不是相依为命,互为创造的,她是一个陌路人。我正在看圣卢为她这位陌路人拍摄的照片。一妈一妈一与阿尔贝蒂娜见面后,坚持要我去看看她,因为阿尔贝蒂娜娓娓动听,跟她谈起了许多有关外祖母,有关我的往事。我与阿尔贝蒂娜约定了时间。我事先通知经理,让她在客厅等候。经理回答我说,他早就认识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那时,她们还 远远不足“贞洁的年岁”,对她们议论旅馆的闲言乱语,他至今耿耿于怀。她们除非“无闻”,才会如此恶言恶语。要么有谁恶意中伤了她们。我不难理解,“贞洁”指的是“青春期”。可是“无闻”两字,就让我大惑不解了。也许与“无文化”混淆了,而“无文化”又有可能与“有文化”混为一谈。我一边等着与阿尔贝蒂娜会面的时刻,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圣卢拍的照片,似乎因为双眼直盯着不放,最后竟一点也看不见眼前的像片,正在这时,我猛又想到:“这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孙”,犹如一位健忘症患者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恰似一位病人倏然改变了一性一格。弗朗索瓦丝进屋向我禀报阿尔贝蒂娜已在楼下,她一眼看见了照片,说道:“可怜的太太,就是她,连她脸颊上的美人痣都一模一样;侯爵给她拍照的那一天,她病她一直瞒着大家,聚会时,总是乐呵呵的。只有我发现她头脑有时有点儿迟钝。可那一下就消失了。后来,她对我这样说:‘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怎么也得留下我一幅像。我还 从来没有单独照过相呢。’说罢,她派我去找侯爵先生,问他能否给她照张像,并关照他千万不要告诉先生是她自己提出照相的。可是,等我回家禀报她可以拍照时,她却又死活不肯,因为她觉得自己脸色太难看了。她对我说:‘要是留不下影,就更糟了。’她本来就不笨,最后还 是好好修饰了一番,戴上了一只大大的垂边帽,平时不遇到大晴天,那帽子一般是不戴的。她对自己的相片十分满意,她对我说,她不相信还 能从巴尔贝克活着回去。尽管我对她直说:‘老太太,不该这样讲,我不喜欢听到老太太说这种话,’可白搭,她就是这个死念头。天哪!她连饭都吃不进了,一连就是好几天。正是这个原因,她才催促先生离得远远的,去跟侯爵先生一起用餐。她自己不上餐桌,装着在看书,可侯爵的马车一走,便上楼去睡觉。可后来,她害怕事前什么也没有跟太太说,会惊坏了她。‘还 是让她跟丈夫呆在一起为好,弗朗索瓦丝,对吧。’”弗朗索瓦丝看了看我,突然问我是否“不舒服”。我回答她说“不”,她连忙说:“您把我拴在这儿,尽跟您闲扯。拜访您的人也许早就到了。我得下楼去。那可不是个会呆在这里的人。象她那样来去匆匆的,恐怕已经走了。她可不喜欢久等。啊!如今,阿尔贝蒂娜小一姐可是个人物。”
“弗朗索瓦丝,您错了,她相当好,好得这儿都不匹配了。您这就去通知她!我今天不能见她。”
要是弗朗索瓦丝看见我潸然泪下,说不定会引起她好一场怜悯、哀叹!我小心掩盖。不然,我会得到她的同情!可是,我却给她以同情。对这些可怜的侍女的好心,我们往往不怎么理会,她们总见不得我们落泪,仿佛落泪会伤了我们的身一子;也许这对她们有害无益,记得我小时,弗朗索瓦丝常对我说:“别这样哭,我不喜欢见你这样哭。”我们不好夸夸其谈,不一爱一广征博引,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因此而关闭了心扉,容纳不了感人的乡野之情,对因行窃而被解雇的可怜女仆传奇般的辩白无动于衷,也许她蒙受了不白之冤呢,苍白的脸色,倏然变得倍加谦卑,仿佛蒙受指责是个罪孽,表白父亲如何诚实,母亲如何规矩,祖母又如何教她为人。诚然,正是这些不忍心看见我们神伤落泪的仆人无所忌惮,害得我们染上肺炎,因为楼下那位侍女喜欢穿堂风,断绝风口未免失礼。因为,要说象弗朗索瓦丝这样本来有理的人做错了,除非把正义女神变成怪物。但是,女仆们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乐趣也会引起主人的反对或奚落。原因是她们的娱乐虽然不足挂齿,但总是含有愚昧无知的感情因素,有害于身心健康。她们因此而有可能表示不满:“怎么,我一年就提这么点要求,还 不同意。”然而,主人们可能施予的却要多得多,这对她们来说并不是傻事,也没有害处——或许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当然,看到可怜的女侍浑身哆嗦,就要承认并未做过的错事,张口说“如果非要我走,那我今晚就走吧”,那副忍辱负重的可怜样,叫谁都不可能狠下心来。但是,如果碰上一位上了年纪的厨一娘一,神气活现,洋洋得意,手握扫把如执权仗,老一娘一天下第一,常常哭闹着甩手不干,干起来又威风凛凛,面对这种人,尽管她说起话来小题大做,咄咄一逼一人,尽管她自恃是母亲身边来的,也是“小圈子”的尊严,你也要善于对她作出反应,切勿无动于衷。这一天,我回想起,或者想象出类似的场景,一五一十全跟我们家那位上了年纪的女仆说了,打这之后,尽管她对阿尔贝蒂娜百般刁难,我对弗朗索瓦丝一直情深意切,虽然有起有伏,这不假,但却赋予最强烈的一爱一,是以恻隐之心为基础的一爱一。
我面对外祖母的照片,整整一天痛苦不堪。相片在折磨着我。但是,比起经理晚间的来访,却要轻些。我跟他谈起外祖母,他马上再次对我表示慰问,只听得他对我说(他喜欢使用他发不准音的词):“您外祖母大人晕雀(厥)的那一天,我本想告诉您的,可考虑到旅馆这些客人,对吧,也许这会损害了旅馆的利益。她当晚就离开最好不过了。可她求我不要声张,向我保证她再也不会晕雀过去,一旦再患,便马上离去。那一楼层的领班却向我报告说她后来又晕了一次。可是,噢,你们是老主顾了,我们想把你们照顾周全还 来不及呢,既然谁也不抱怨……”我外祖母常常昏厥,却这样瞒着我。莫非那时候,我对她最不体贴,她虽然受痛苦的煎熬,却迫不得已,尽量注意显得心情愉快,免得惹我生气,也尽可能装出身一体健康的样子,避免被赶出旅馆大门。我简直想象不出,昏厥一词竟会说成“晕雀”,若是涉及其他的事情,也许我会觉得滑稽可笑,然而它音响新奇而怪诞,犹如一个别具一格的不协和和音,久久回荡,足以勾起我心中最为痛楚的感觉。
翌日,为满足一妈一妈一的要求,我到海滩上,毋宁说是在沙丘上躺了一会,身一子隐藏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间,心里想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再也不可能找到我。我低垂着眼帘,只透进一道光线,玫瑰般红艳,那是眼睛内一壁的感光。接着,眼帘紧紧闭上了。这时,外祖母浮现在我的脑际,她静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她身一体那么虚弱,好象活着的是另一个人。然而,我却清楚地听到她在呼吸;时而出现某种迹象,表明她已明白父亲与我的谈话。但是,纵然我热烈拥抱,怎么也无法从她的双眼中激了出一束一爱一的光芒,无法使她的双颊露出几分色彩。她对自身毫无意识,对我也似乎丝毫不一爱一,仿佛与我素昧平生,也许根本就看不见我。她如此漠然、沮丧、幽愤,我再也摸不透个中奥秘之所在。我忙把父亲拉到一边。
“你总也看到了吧,”我对他说,“有用说,世上的事情,她都已看得一清二楚。这完全是对生命的幻想。要是让你表兄来看看就好了,他不是断言死者没有生命吗!她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可说到底,她还 一直活着。但是,她为何不愿亲我呀?”
“瞧,她可怜的脑袋又垂下来了。”“那是她想马上去香榭丽舍。”“简直不可思议!”“你真的认为这会害了她,她会再死去吗?她再也不一爱一我,这不可能。我这样拥抱她,难道就没有用?难到她从此就再也不对我笑一笑?”“你要我怎么办,死人就是死人呗。”
几天后,圣卢拍的那幅照片在我眼里是何其美妙;它没有勾起弗朗索瓦丝对我说的那番话,因为对那番话的记忆再也没有在我脑海消失,我对它已经一习一以为常。但是,在那天,外祖母的身一体状况在我看来是那么严重,那么痛苦,可由于她耍了些小花招,头上戴了一顶帽子,稍稍地把脸遮去了一点,尽管我早已识破破绽,却照样成功地欺骗了我,相比较之下,拍摄出来的这幅相片上,我看她是那般优雅标致,那般无忧无虑,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痛苦,又比我想象的要更健康。可是,她万万没有意识到,她的两只眼睛具有异样的神情,那是一种昏浊、惊恐的神情,就象一头已被挑定、末日来临的牲畜射一出的目光,她那副惨样,象是个判了死刑的囚犯,无意中流露出一陰一郁的神色,惨不忍睹,虽然逃过了我的眼睛,却因此而使我母亲从不忍心瞅照片一眼,在她看来,这与其说是她母亲的照片,毋宁说是她母亲疾病的缩影,是病魔猛地给我外祖母一记耳光,在她脸上刻下的侮辱的印记。
接着有一天,我终于决定差人告知阿尔贝蒂娜,近日要接待她。那是在一个炎热早临的上午,孩子们的玩耍嘻闹声,游泳的人的取笑逗乐声,卖报者的吆喝叫卖声,这千万种声音化作道道火光,簇簇火花,为我描绘出火热的海滩,海波涟涟,一排排冲刷着沙滩,送来阵阵清凉;这时,一交一响音乐会开始了,乐声中一交一织着哗哗的水声,琴声悠悠回荡,仿佛一大群蜜蜂迷失在海上,嗡嗡作响,我旋即充满欲一望。渴望重新听到阿尔贝蒂娜的笑声,看到她的那些女友,那些少女清晰地显现在一浪一峰上,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是与巴尔贝克不可分割的魅力所在,是巴尔贝克特有的花神;我打定了主意,要派弗朗索瓦丝给阿尔贝蒂娜捎信,约她下星期见面,与此同时,大海缓缓上涨,随着阵阵峰涌,晶莹的海水一次次淹没悦声的旋律,一个个乐句显得断断续续,宛如一个个弦乐天使在意大利教堂之顶袅袅升起,在斑岩蓝或碧玉翠的屋顶间若隐若现。但是,阿尔贝蒂娜来访的那一天,天气重又变坏、转凉,再说,我也扫兴,听不到她的笑声;她情绪极为恶劣。“今年,巴尔贝克真叫人厌倦。”她对我说,“我尽量不要呆得太长。您知道自复一活节后我一直在这儿,已经一个多月了。一个人也见不着。您想这是不是没趣极了。”尽管刚刚下过雨,天气说变就变,我陪阿尔贝蒂娜一直到了埃普勒维尔,拿她自己的话说,她常在邦当太太别墅所在的小海滩与安加维尔之间“来往穿梭”,在安加维尔,她“寄住”在罗斯蒙德亲戚家中;到了埃普勒维尔后,我独自一个人朝大路方向信步而去,当初与外祖母一起出游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走的就是那条路;路面上坑坑洼洼,闪耀的太一陽一也未晒干坑内的积水,看去就象一块沼泽地,我想起了外祖母,昔日,她走不了两步,准就沾满了污泥。可是,我刚一踏上那条路,便眼花缭乱。八月间,我和外祖母看见那地方只有纷纷落叶,象是个苹果园,如今苹果树一眼望不到边,花儿盛开,色彩缤纷,蔚为奇观,我双脚陷在污泥中,身上穿着舞会盛装,顾不上小心照顾自己,一心只想到别弄污了这粉一红色的花缎,红日下,花缎流光溢彩,奇妙至极,叹为观止;浩瀚的海面映衬着苹果树,宛如日本石印画的背景,倘若我举首仰望花间晴空,那把天空衬托得分外静谧,蓝得几乎呈现出紫罗兰色的花朵仿佛立即闪开,敞露出那天堂的深处。蓝天下,微风徐徐,但冷嗖嗖的,红艳的繁花轻轻摇曳。蓝色的山雀飞落在枝桠上,在花簇间跳跃,花儿任其纵一情欢跳,仿佛是哪一位酷一爱一异国风光与色彩的能人巧夺天工,创造了这片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色。它拨动着人的心弦,令人热泪盈眶,不管它有多浓的雕琢的艺术效果,仍给人以自然天成的感觉,这些苹果树就生长在旷野上,就如农夫在法兰西的大道上行走。接着,一陽一光骤然消失,大雨倾泻;整个天际布满道道斑纹,排排苹果树被笼罩在昏暗之中。但是,尽管大雨淋一漓,风也变得凛冽,苹果树仍然丽姿纷呈,粉一红的花朵嫣然如故:这是早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