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然而事实上这仅是一种空想。他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严肃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杜诗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悲惨情形。
从这些典型的忧国忧民之作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忧国”和“忧民”并不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事情。因为杜甫所忧念的“国”同李氏王朝的“皇纲”之存亡密不可分,这“国”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依其地位高下从这个“国”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贫困的劳动人民,即使他们的利益同这个王朝的存亡有一定关联,他们也主要是牺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乱就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虽然安史集团的头领以汉化的胡族人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说,普通民众是被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集团推进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泪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读到这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当他说出“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话时,他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牺牲到最后的人民有无义务继续为大唐王朝作出牺牲?而诗人就在这危险关头收刹了他的笔,转到另外的方向: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谓官军中劳役轻、官长爱惜士兵,并且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这样幻想,并以此安慰从军少年和他们的家人。而归根结蒂,他还是要求人民继续为唐王朝作出牺牲。还有《新婚别》,写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既写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深明大义”的形象。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说自己不能跟随而去,因为“妇女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我们不能说杜甫笔下的新娘不是真实的,但可以想像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亲人走向“死地”的妇女。而之所以选择这一位新娘作为主人公,乃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包括《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凄惨至极,诗人对他也确实充满同情,但在篇末,他还是让老人说出“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偏向豪壮的调子。
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