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杜甫的诗歌不尽是同当日的政治、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也有完全是忧愤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其实很广泛,尤其描绘山水风光自然景物的诗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吟咏美好的山川风光,为他多难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像西南一带的景色,很多是因为有了杜甫的诗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有时,杜甫也会忘怀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种种细微的变化中,写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那样一类情味悠闲的诗句。毕竟,生活是多彩的,作为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对优美事物的兴趣。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不过这也带来部分诗歌偏向于理性化的问题。
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批评,但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之一)。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曾强调地指出。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绝句虽不如李白、王昌龄那样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绝,数量较少,成就亦稍为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如《北征》诗长达七百字,叙述作者自凤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经历和所见所思,沿途的景物、战乱的疮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遇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情绪起伏变化,充分表现了杜甫当时复杂的心理。这类诗是从辞赋体变化而来的,带有明显的散文成分。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但在杜甫诗中由于感情浓郁厚重,仍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的特性。
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创造,直接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类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